1967年，在美国参议院小委员会上, 有的议员勾勒出了这样一幅蓝图：到了20世纪90年代，实现每周4天工作制，每周工作22小时，每年劳动6个月，或者将标准的退休年龄提前至38岁。不仅如此，还有大量论文和专著讨论过多的自由时间和闲暇时光的威胁。早在1930年，经济学家凯恩斯就写了一篇评论文章，名为《我们后代在经济上的可能性》，文中指出：到下个世纪，一旦贫困问题得到了解决，享受闲暇的时代就会到来，人们会为闲的无聊而烦恼。
恰恰相反，工作时间减少的趋势并未持续太久。不仅如此，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形势急转直下，到20世纪90年代初，人们已经开始热议过劳（over work）问题。
1990年，我国出现了第一篇关于过劳的论文（日本的“过劳死”症，《职业与健康》1990年01期），不过此后十年，总计只有21篇相关论文发表，其中多是介绍国外情况的文章。直到2005年以后，这个领域才开始受到关注，参与研究的学者和相关的成果也逐渐增多。2012年，中国适度劳动研究会成立，学会致力于组织、聚集全国适度劳动特别是过度劳动各个相关问题研究的学者，展开包括国际合作与交流的各项活动。2018年6月，应森冈先生邀请，学会成员到日本北海道参加了“中日韩过劳死防止学术研讨会”，双方约定今后加强交流合作。7月，森冈先生为自己的作品《过劳时代》的中文版写下自序。然而，8月1日，这位长期从事过劳问题研究，著作颇丰的关西大学教授，却因劳动过度，心脏病突发离世。
《过劳时代》出版于2005年，用详实的数据介绍了当时日本过度劳动的现状和可能的成因。森冈先生指出，世界各国工作时间的减少趋势在20世纪80年代突然停止，全世界范围内的劳动者都“不辞辛劳”的工作，各个国家相继进入“过劳时代”。书中提出，高度资本主义的四个特征：全球资本主义，信息资本主义，消费资本主义，自由职业者资本主义是人们过度劳动的主要原因。
1. 经济全球化
生产力在发展，随之而来的却是更沉重的劳动负担？
Juliet Schor 在《过度劳累的美国人》（The Overworked American: The Unexpected Decline Of Leisure，1992）一书中，指出了现实中生产力提高劳动时间反而增加的现象。一般来讲，蓝领工人的过劳现象比较普遍。而20世纪末，过劳显然蔓延到白领职场。
随着经济增长，公司间的竞争日益激烈，企业之间频繁并购、重组，“股价至上”的理念开始在公司之间蔓延。为了缩减开支，公司不断裁员、降薪，就业压力增大。然而，由于员工将收入用于投资股票，尽管他们对自己的收入状况不满，但只要股价依然上升，他们就甘心忍受裁员和降薪的痛苦。虽然没有证据表明“股价至上”导致的公司雇佣战略变化是这一系列事件的根本原因，不可否认的是，随之而来的劳动条件的恶化助长了过劳现象。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跨国公司开始将劳动密集型的部门转移到人力资源成本更低的国家或地区，从而有效的减少开支。随之而来的是不同地区之间劳动力市场的激烈竞争。一方面在人力成本相对较低的地方，员工只能通过延长劳动时间来获得更多的报酬；另一方面，在人力成本相对较高的地方，员工迫于来自全球劳动市场的竞争压力（他们并不比低收入地区的人民有更强的工作能力），只能忍受加班和降薪。全球化的劳动力竞争，使得各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平均劳动时间出现的一致性的增长。
2. 信息时代
沟通更便捷，信息处理速度更快，工作量却更大，工作时间却更长？
18时期后半叶，英国发生工业革命，工厂开始大量的引进机器进行生产，工匠靠手艺吃饭的时代一去不返。操作机器生产不再要求男性劳动力以及熟练的技能，女性和童工（在相关法律被建立之前）也进入工厂工作。劳动力的激烈竞争使得劳动时间延长、薪资降低。由于在工厂建设初期需要大量的投资用于购买机械设备，而这些设备并不需要“休息”，如果因为员工休息而导致设备闲置就会造成资本家的损失，因此劳动者受到了进一步的压榨，通过“倒班”等等维持工厂7×24小时的运转。
信息革命对劳动市场的影响重蹈了工业革命的覆辙，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虽然催生了相应的技术型工种，但工作的标准化和程序化也降低了许多工作的用工标准，正式员工的岗位逐渐被临时工岗位取代。新的通讯技术加速了生产流程，加剧了时间竞争。无国界的经济活动模糊了“日-夜”的概念，24小时在线的服务逐渐增多。电话和网络让工作侵入个人生活，上下班的界限变得模糊，很多员工下班后还是会受到工作相关的“电话”或者“电子邮件”的影响。最重要的是，日新月异的技术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学习压力，许多人不得不为了“不被时代淘汰”而花大量的精力学习和适应新的技术。技术的革命带来“先进”的同时也成为了过度劳动的“陷阱”。
3. 消费主义
物质越来越丰富，而享受物质生活的时间却越来越少？
按照一般的经济学规律，劳动者可以根据时薪自由的选择工作时长。随着社会发展，时薪不断增长，劳动者就应该选择更短的工作时间。更一般的，低收入者应该比高收入者工作更长的时间。然而，现实却恰恰相反，在美国（Bluestone and Rose, 2000），管理类、专业类、技术类的工作者，或者说本科以上学历的工作者，或者说中产以上的白领有更长的平均工作时长。日本的情况也与之类似。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工作与消费循环”（work and spend cycle）。随着社会发展，劳动者收入增加，中产阶级不仅是主要的工作者，也是主要的消费者。他们之所以在劳动市场上相互竞争，是为了在消费市场上相互竞争，即攀比消费。在工作和消费的循环中，人们的欲望不断增加，为了满足增加的欲望，就不得不拼命工作。
美国前劳动部长罗伯特·莱克（Robert Reich）在他的《胜者的代价》中写道，
作为买方的我们越容易选择更好的商品和服务，作为卖方的我们就越要吸引消费者、维持顾客、抓住机会、签订合同并为此而拼命奋斗。结果，我们的生活节奏也越来越紊乱。
在买卖的循环中，为了鼓励消费，超市、商场的营业时间开始延长，出现了24小时营业的便利店，网上购物，夕发朝至的快递，1小时到家的外送服务，而这些可供消费的产品又进一步加重了劳动的负担，催化产生了更多的过度劳动。
4. 市场个人主义
选择工作更自由，工作却更不自由？
杰弗里·M·霍奇逊（Geoffrey .M Hodgson）在他的《经济学和乌托邦》（Economics and Utopia: Why the Learning Economy is Not the End of History）中指出，所谓市场个人主义，就是通过最大限度的利用市场来保障个人的权利和自由，从原则上否定国家力量对经济运行的调整、限制和干涉。
1944年，国际劳工组织（ITO）的一项附属文件《费城宣言》中提出了ITO的根本原则：
劳动不是商品
“市场个人主义”的支持者则认为，“劳动不是商品”是在当时劳动者与企业主相比是“弱势群体”的条件下提出的，如今能和企业“平起平坐”的劳动者正在逐渐增加。对劳动时间的限制是以过去工厂集体的、统一的劳动方式为前提的，已经不适用于现如今白领阶层复杂的、多样性、个性化的劳动方式。
美国的《公正劳动标准法》将占全部劳动者1/4的白领从工作时间管制的适用对象中排除。根据白领排除制（white collar exemption），白领的工作时长不收限制，也没有额外工资。起初，受惠于蓝领阶层的公会斗争，白领阶层甚至得到了比蓝领更优厚的劳动条件。然而随着经济发展，除了少数例外，白领阶层由于没有公会和法律保护，不断遭遇裁员降薪，甚至出现“白领血汗工厂”的说法。
假设可以自由的选择工作的时长，考虑没有某种强制、压力、竞争、奖励机制存在，“自发性”过劳几乎是无法想象的。但是现实情况是，职场上工作时间的上限实际上是由工作时间最长的人决定的，无论是不是自发的“热衷于工作”，企业只要默许一个员工这样做，就会诱发普遍性的过劳。现代化的工作并不依赖于固定的工作地点，市场化的个人劳动力竞争无疑会进一步加剧过度劳动。
工作与生活平衡
2000 年 3 月，英国贸易产业部提出了“工作与生活平衡”（work-life balance campaign）的口号，通过推行弹性工作制来改善英国人在欧盟各国中工作时间最长的现状。相关的政策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超负荷工作的劳动者一方面压力过大，另一方法无法拥有正常的家庭生活的问题。
然而，工作生活平衡的口号只是从公司的角度出发设立的一系列方案，如方面员工育儿设立的托儿所等等，本质上并不能解决劳动者过劳的问题。从劳动者的角度出发，工作时间就是生活方式。当今社会，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减速生活，相比收入更关注自由时间，相比成功更关注生活质量和自我实现。慢生活才是摆脱过度劳动的根本方式。
在全书最后的建议中，森冈先生提出了劳动者如何减少过度劳动的建议。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在多方面的共同努力下，我们可以为过劳时代画上一个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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