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和《理性乐观派：一部人类经济学史》以及《先天后天：基因、经验及什么是我们成为人》是马特·里德利（Matt Ridely）最经典的三部作品。进化（Evolution）应该是自然科学中被大众谈论最多的话题，达尔文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不仅被用来解释生物物种的消释和变迁，也在社会学中被用来解释各种现象的形成和变化。《美德的起源》一方面从基因的角度出发，描述了在自然选择中被保留下来的受基因影响的合作与竞争模式；一方面从理性思维和感性思维出发，描述了人类现代社会互惠，战争，贸易，法律等的社会学起源。
自私的基因
《自私的基因》是理查德·道金斯（Clinton Richard Dawkins）在1976年出版的一本关于进化论的书，与传统的基于物种或者生物个体的进化论观点不同，道金斯使用了“自私的基因”描述了一种以“基因”为中心的进化论观点。这一观点指出，生物个体之间的利他行为来源于他们的基因之间的“相似性”。
最初，可以自我复制的分子获得了竞争优势，从而开始进化。生物体内能够自我复制的分子就是基因（DNA），基因制造出复杂的生物体以达到让“自己传播和复制”的目的。一些种类的蜘蛛在交配的时候，雌性蜘蛛会把雄性蜘蛛吃掉。这种明显违反自身利益的“奉献”，正是为了满足基因“自私”的复制需求而发生的。
基因的自私性同时可以用来解释某些群居昆虫的集体主义精神，一只不孕的工蚁想要获得不朽，最大的希望就是通过蚁后的繁殖来实现代理生育，同样的现象在某些种类的蜜蜂中也是一样。就像在《人类大历史》中所说的，也许基因的拷贝数才体现了一个物种的竞争优势。因此，基因越相近，越容易产生“利他”行为。
但人类的社会模式远远超出了这一范围，他们不仅有着详细的劳动分工，还有超越基因相似性的“利他”行为，甚至还有为了自身利益而出现的“生育控制”。人类社会上演着一场非常复杂的非零和游戏，那就是社会作为一个整体的效果要比各个组成部分想家之和更大。但我们还不知道它是如何形成的，唯一可以跟定的是，它和蚂蚁或者蜜蜂需要通过蚁后或者蜂王繁殖不同，人类社会的互惠不完全依赖于裙带关系（基因相似性）。
囚徒困境
囚徒困境是最经典的一种非零和游戏，甲乙两名囚犯被要求分别接受审讯，若其中一名囚犯认罪并检控另一名囚犯，而另一名保持沉默，则认罪者获得释放，而沉默者获刑十年；若两名囚犯都认罪，则两人都获刑5年；若两名囚犯都保持沉默，则两人都获刑半年。
| 甲 | |||
| 认罪 | 沉默 | ||
| 乙 | 认罪 | 两人都服刑五年 | 乙被释放，甲服刑十年 |
| 沉默 | 甲被释放，乙服刑十年 | 两人都服刑半年 | |
在单一的囚徒困境中，两人都选择认罪并获刑5年的结果被称作是“纳什均衡”，在此情况下，甲乙都不可能通过单方面的改变决定而增加收益（减少刑期）。但是如果可以将这个游戏重复很多次，结果就会出乎意料的不同，事实证明实验对象相当的渴望互相合作，100次试验中有60次两人都相互配合（一同保持沉默）。
1979年，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Robert Axelrod）设定了一场比赛，参赛者被要求提供一个电脑程序，在200次博弈中，通过分数来决定胜负。14个复杂程度不同的程序参加了比赛，一个被称为“以牙还牙”的程序脱颖而出。这个程序非常简单，一开始设定为合作（沉默），然后对手采取什么策略，就在下一个回合采用这个策略。
但“以牙还牙”策略有一个显著的缺点，如果其中一方无意的背叛一次，那么另一方就会马上打击报复，不久双方都会陷入可悲的互相背叛的循环当中去。一个被称为“巴普洛夫”的策略进入大家的视野，和条件反射相似，这个策略根据上一回合的收益来决定下一回合的策略，如果上一回合收益小（获刑十年或者获刑五年），则在下一回合采用和之前相反的策略，如果上一回合收益较大（获刑半年或者没有获刑），则在下一回合采取和之前相同的策略。
“巴普洛夫”不仅仅可以和大多数合作者（如“以牙还牙”策略）达成良好的长期合作，还可以避免单次背叛引起的循环报复，甚至有些狡猾的，可能会通过背叛老好人——“长期合作者”——来实现快速积累。唯一需要小心的，就是这个策略在面对“长期背叛者”的时候会陷入循环原谅而力不从心。
在囚徒困境这样的非零和游戏中，如果博弈可以多次重复，那么纳什均衡将偏向于帕累托最优（Pareto optimality），即在不损害任何人的利益情况下，不可能再改善某些人的情况。这其实更接近与人类社会的真实情形，通过理性思考我们可以认定，在多次重复的非零和游戏中，互惠互利才是最有利的策略。
感性的力量
道德论述中总是存在这样的悖论：“被误认为是美德的那些东西，其实都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权宜之计，如果你带人友善是因为这样做然你感觉更好，那么你这种同情心是自私的，而不是无私的。”所以某些情况下，无私的“利他”行为，更偏向是一种感性思考引起的道德约束，而不是理性思考产生的功利主义。
如果说理性思考真的可以让我们认识到通过互惠互利可以获得足够客观的好处，那么感性思考建立的往往是通过互惠互利可以获得的一些更虚无的东西，例如信任、好感等等。纯粹的行善往往是我们为了获得这些道德情操所付出的代价，我们并不看中行善所获得的实际回报，而是直接从行善中赢得威望。这些举动就像是在大声宣布：“我是一个无私的人，请相信我并与我合作”，从而在之后的非零和游戏中获得更高的收益。
苏珊·奈曼在《为什么长大》中提到，一些基本的道德感是人类甚至一些灵长类动物天生所具有的，比如公平意识。这种天生的道德感是由超我的情感而非逻辑所维系的。多数时候，我们是根据感性而非理性来选择是合作还是背叛，一方面感性指导我们选择和一个有威望（经常和别人互惠）的人合作容易获得利益，另一方面，在复杂的非零和游戏中，理性判断往往需要耗费大量的精力，而感性判断可以更快速更直接的帮助我们在合作中获取利益。
我学会了帮助他人，而并不期待他感恩戴德，因为我可以遇见，有一天他会以实际行动报答我，同时期待别人也依样画葫芦，这样才能维持与我或者他人之间的良好互助关系。所以，在我帮助他以后，他因我的所作所为而欠下我一份人情，因为预见到欠债不换会带来严重后果，所以他日后肯定要履行自己的职责。
——大卫·休谟《人性论》
（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 1740）
这一篇介绍了《美德的起源》中关于“美德”的一些基本解释，从理性思考和感性认识的角度出发讨论了人类互惠互利行为的一些原因。在下一个部分中，我将会和大家分享这本书关于人类社会中一些基本规范的进化过程。
参考资料：
- 《美德的起源》，马特·里德利
- 《自私的基因》，理查德·道金斯
- 《人类大历史》，尤瓦尔·赫拉利
- 《为什么长大》，苏珊·奈曼
- 《人性论》，大卫·休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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